一、问题的提出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结构的一系列重大变迁，我国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社会抗争事件逐渐增多，“抗争政治”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的热门议题｡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公民及公民社会的视角，自下而上地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抗争，较少关注抗争事件中另一个重要行动者———政府，尤其是实际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地方政府｡那么，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是如何应对社会抗争事件的呢?近年来，少数学者注意到了抗争政治研究中对政府行为关注的不足，但主要还是着眼于地方政府处理社会抗争事件时的某一类行为或新的特征｡地方政府应对社会抗争的手段不仅在于收买、“关系型”维稳抑或大调解，还有许多行为没有得到关注，如要挟、拖延、欺瞒、限制自由等｡如何概括地方政府应对社会抗争事件时的行为?换言之，这些多样的行为背后具有哪些共性特征，也即其行为策略是什么?需要政治学给以理论的阐释｡

在特定政治体制与制度设计之下，地方政府在应对社会抗争时一般秉持超越特定事件的行为策略｡本文基于社会抗争事件中地方政府这一行动者的视角，来阐释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在社会抗争事件中的主要行为策略｡相比于已有研究，本文使用多案例法，基于大量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抗争事件，总结地方政府应对社会抗争的主要行为策略｡这不仅是抗争政治研究的新视角和重要补充，更是对其所基于的经验事实的反思，对全面理解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二、方法与数据

为了梳理社会抗争事件中地方政府的主要行为模式，分析其背后的行为策略，我们使用多案例研究法，选取了2007年以来影响力较大的、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抗争事件40起(见附表)｡

本文案例的选取标准首先是信息的完整｡近几年，受到关注的社会抗争事件很多，但公开的报道或者讨论大多较为碎片，普遍缺乏完整的事件内容｡因此，我们整合归并了不同渠道的信息，实地或